
作者 | 高凌朗
编辑 | 汪戈伐
2026年6月30日,上海一场跨越十余年的电气中印商业拉锯战终于迎来终局判决。
上海电气当日正式收到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(SIAC)的够倒裁决书:印度承包方Reliance UK(后更名为Oxagon)提出的约3.89亿美元索赔请求被全面驳回。该裁决具有排除效力,上海意味着对方无法再以相同理由发起新一轮诉讼。电气

回顾过往,够倒早在2022年的上海首轮仲裁中,上海电气便已占据上风。电气两轮仲裁累计裁决对方需支付约1.47亿美元。够倒作为A股千亿市值的上海龙头企业,上海电气在这场高强度的电气国际法律博弈中取得了全面胜利。
然而,够倒“胜诉”与“回款”之间仍隔着巨大的上海鸿沟。上海电气在7月2日的电气公告中明确指出,尽管裁决已出,够倒但尚未进入执行阶段。款项能否实际到账、对当期利润的具体影响,目前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。

时间回溯至2008年6月,上海电气与Reliance UK签署了一份总额达13.11亿美元(约合人民币89亿元)的设备供货及服务合同,为印度莎圣6×660MW超临界燃煤电站提供核心设备与服务。该项目曾是上海电气发电设备成套出口中容量最大的火电项目。
合同付款条款设计严谨:预付款启动,随后按交货进度支付,机组稳定运行三个月后,由总包方签发完工证书以结清尾款。
电站于2015年顺利投运,660兆瓦超临界机组的调试速度创下当地纪录,并在随后几年成为印度电网中最稳定的电源点之一。项目整体完成度接近90%,眼看即将圆满收官,却因Reliance UK拒绝签发完工证书而陷入停滞。
这1.35亿美元的尾款(约占合同总额的10%)成为关键利润来源,而前期收到的进度款仅能勉强覆盖生产成本。
2019年12月,面对长期的拖欠,上海电气向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提起仲裁,正式要求对方支付欠款。
令人意外的是,Reliance UK并未选择和解,而是采取“反诉”策略进行拖延。2021年2月,其关联方先提出4.16亿美元的赔偿要求(后撤回);同年12月,再次提出约3.89亿美元的索赔,并要求上海电气提供约1.2亿美元的履约保函。
其指控理由包括设备非计划停运、调试延误及维修费用等。这种策略本质上是利用复杂的法律程序搅浑水,通过延长诉讼周期来增加对方的资金压力。
这一策略最终未能得逞。2022年12月,首轮裁决出炉,裁定Reliance方向上海电气支付约1.46亿美元。对方不服,向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申请撤销裁决,但在2024年1月被驳回,并需承担相关诉讼成本。2026年6月的第二轮裁决再次确认胜诉,Reliance方还需额外支付127.84万美元的法律及专家费用。

尽管手握胜诉裁决,但执行难仍是横亘在上海电气面前的最大障碍。公告中关于“对利润影响不确定”的表述,并非客套,而是基于现实风险的谨慎判断。
Reliance UK背后的实控人是印度安巴尼家族的安尼尔·安巴尼(Anil Ambani)。尽管其旗下的Reliance Infrastructure在2025年《财富》世界500强中排名第88位,但安尼尔本人深陷法律泥潭。
据印度中央执法局(ED)消息,2025年11月,安尼尔及其关联企业因涉及银行欺诈和洗钱调查,被查封总值约750亿卢比(约合8.46亿美元)的资产。此外,早在2020年,伦敦高等法院便判决安尼尔需偿还三家中国银行约7亿美元,但其发言人声称该判决在印度无效,至今未履行。
在主要资产已被本国执法部门冻结的情况下,上海电气手中的裁决书能执行回多少资金,前景堪忧。
上海电气的遭遇并非孤例,其背后折射出印度市场特有的商业环境特征。
根据世界银行数据,印度合同执行效率在全球排名靠后,一起商业纠纷平均耗时约1445天(近四年),且诉讼成本高昂,可达索赔额的30%。
然而,印度在税务征收方面却以高效著称,全球排名靠前。从开票到罚款平均仅需82天。这种“执行拖四年,征税八十天”的巨大落差,让许多外资企业感到无所适从。2025年苹果在印度遭遇的天价税单,正是这一逻辑的体现。
在上海电气之前,已有不少中国企业在印度市场栽跟头。例如,东方电气在印度废气回收项目中,即便仲裁胜诉,也因对方终止合同且无力支付,最终计提了数亿元减值准备。小米、OPPO、vivo等手机厂商在印设厂期间,也先后遭遇资金冻结和巨额税务追缴。
这一系列案例揭示了一个核心逻辑:在商业信用体系不完善、执行成本极高的市场中,“落袋为安”远比“拿下项目”更为重要。上海电气在这场长达十余年的法律拉锯中虽在法理上赢得干净,但真金白银的回笼之路,依然漫长且充满变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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